拜占庭的黃昏 《蘇聯軍隊的瓦解》書評

威廉·奧多姆的《蘇聯軍隊的瓦解》是一部「技術流」作品，很少有人敢於挑戰作者的專業素養。如果實證主義的極致足以讓理論從框架當中自然流露，本書就屬於這種難能可貴的成就。布羅代爾大師在其巔峰時代，並不是總能做到這一點。蘇聯軍隊的瓦解可以理解為蘇軍的瓦解，也可以理解為蘇聯及其軍隊的共同瓦解，更可以理解為蘇聯作為一支軍隊的瓦解。因為從最本質的意義上講，列寧主義就是一支永遠不能休戰的軍隊。馬克思已經將世界歷史定義為通向末日審判的戰場，列寧的先鋒隊進一步將地圖划為紅色地區和戰爭地區。在蘇聯的認知圖上，國際法關於戰爭與和平的經典區別是沒有意義的。或者更準確地說，這種區別本身就是資產階級學者軟弱和淺薄的自然體現。用某些中國人喜歡的術語，列寧主義等同於超限戰。和平共處的策略旨在贏得「喘息時間」，信守條約純屬庸人小市民多愁善感的廢話。黨負有輸出革命的永恆使命，顛覆和戰爭相互補充、相互轉化。因此，黨、國家和軍隊在性質上和組織上都沒有差別。

蘇聯的野心和任務如此宏大，使得普魯士軍官團和昭和軍人的野望變成了小孩子的遊戲。二十世紀是蘇聯的時代。蘇聯根據自己的認識和意願改造國際秩序，各國只能亦步亦趨。無論她們像畢蘇斯基一樣反對蘇聯，還是像墨索里尼一樣羨慕蘇聯，主動權都掌握在蘇聯手中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用莫斯科的歷史傳統、俄羅斯的地緣形勢、官僚組織的自我擴張本性解釋蘇軍，不免有隔靴搔癢的感覺，因為常例原本就無需解釋。蘇聯的特殊性是一種例外，離不開例外論的解釋。在不同的認知框架當中，同樣的環境因素就會導致大相徑庭的結果。環境可以解釋結果的某些方面，但原因存在於列寧主義體制自身。八十年代的蘇軍不同於俄羅斯帝國軍隊，猶如虎鯨不同於鯊魚。環境造就相似性，基因造就獨特性。戈爾巴喬夫試圖修改蘇聯軍事理論時，就發現格列奇科的軍隊不是庫圖佐夫的軍隊。蘇聯的政治、經濟和人事制度都建立在永久性超限戰的基礎上，不可能動搖部分而不影響整體。

蘇聯軍人清楚自己的處境嗎？顯然，他們比大多數西方專家和蘇聯平民更清楚。在阿富汗戰爭的最後幾年間，前線的中級軍官心裡有數：他們所在的體制負荷過重，正在從內部解體。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普遍存在的殺害、虐待和強姦平民現象，因為蘇聯軍隊一向沒有把人命看得太值錢。二戰時期，同樣的劇情早已在柏林和哥尼斯堡、更不用說長春和瀋陽上演過了。從蘇聯的角度看，凶殘如果是戰鬥力和威懾力的外溢，反倒是一件好事。壞名聲能夠減少許多潛在的敵人，擺脫許多代價昂貴的負擔。不幸的是，八十年代的暴行卻跟紀綱廢弛、各自求存的絕望情緒聯繫在一起。阿富汗戰爭教會蘇聯軍官，不要信任袍澤的團隊精神。他必須學習國有企業的部門經理，把主要精力用於榨取、詐取和囤積物資，跟亞美尼亞小販、穆斯林經紀人和後勤官員大做灰色交易，隨時警惕上級拿他當替罪羊的企圖。他總是能迫害，經常能勝利，卻不太能作戰。這場有氣無力的戰爭預示了後來的車臣游擊戰，將無助感和失敗感傳遍全軍。

體制並不是沒有作用，至少還能阻止最後一代蘇聯軍官變成十二月黨人或青年土耳其黨人。俄羅斯貴族或士官生有組織能力，蘇聯軍官卻是孤立的個人。前者有理念鬥爭，後者只有物質鬥爭。這是列寧主義和沙皇專制的一大區別。圍繞私釀伏特加、退休金和東歐度假村的瑣屑爭執耗盡了軍官的精力，將他們變成了廢人。然而與此同時，蘇軍的外在形象卻史無前例地強大可畏。八十年代初的西方媒體更傾向於宣揚蘇聯的崛起和美國的衰落，至少不會懷疑蘇聯軍事體制的紀律和效率。瑪格麗特·撒切爾和黑格真心誠意地相信，蘇聯在歐洲大陸至少擁有四比一的常規兵力優勢。冷戰結束後，人們才發現：這種優勢並不比國家計委的其他統計數據更可靠。

在此期間，軍隊的創作和宣傳部門比前線部隊更加活躍而成功。他們營造的進攻性形象很少引起懷疑，對加重軍隊的負擔、加速軍隊的崩潰居功甚偉。「大國、強國、共產主義」的大合唱主要來自軍方。軍隊用鮮血贏得的東西，不會允許外交家在談判桌上失去。軍事戰略調整的目標在於減輕負擔，意識形態卻產生了相反的效果。跟後來流行的說法相反，戈爾巴喬夫骨子裡仍然是黨性堅強的幹部。他只想清理腐敗，節省資源，改進技術；不想節制好鬥的軍方筆桿子，或是損害軍工企業的特殊地位。文藝界可以爭鳴，歷史學家可以大作翻案文章，軍隊的政治紅線卻是不容逾越的。他的希望其實跟後來的新威權主義理論相去不遠：一手抓強力部門的紀律，一手抓社會層面的改革，將兩種社會的優點集中起來。

領袖做好了兩手準備，將一支封閉的軍隊保留下來，作為應付各種騷亂的最後一張王牌。在他的開放社會計劃中，這些騷亂肯定是無法避免的。八十年代最後幾年，王牌一再付諸實施。從軍官的角度看，上級利用他們的手段未免過於露骨了。反腐運動暴露了軍隊的弱點，卻沒有改善它。治理整頓增加了替罪羊政治的風險，戲劇性地破壞了指揮鏈的可靠性。最重要的是，列寧主義社會本身就是一支軍隊。你不能選擇性地解放其中一部分，卻極不公正地強化另一部分的捆綁。領袖如果不那麼相信自己的權術，盲目地堅持體制的完整性和神秘性，讓所有各方都看不清體制的虛實，坐待油盡燈枯的最後時刻自然來臨，至少還能減慢潰敗的速度。他的問題其實是：聰明反被聰明誤，全盤皆輸以後再竭力塑造自我犧牲的改革者形象。作者非常瞭解列寧主義，深知這種人即使存在，也沒有機會爬上頂峰。

依據作者的分析框架，我們只能認為：蘇聯除了全勝或全敗，其實沒有中間道路可走。這種體制有預支和挪用社會資源的強大能力，也因此杜絕了正確自我定位的可能性。領袖的判斷錯誤主要不能歸咎於個人因素，反倒是維持統治的必要因素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，成也蕭何敗蕭何。相對於腐敗或濫權造成的損害，認知結構的扭曲才是真正的災難。不可避免的結局最終來臨時，體制內人士表現出驚人的平靜，彷彿一切都在他們意料之中。失去蘇聯的世界體系對所有人都是一種解脫，對承擔了最大壓力的蘇聯軍人尤其如此。